文 ✎ 唐郡
编辑 ✎ 刘肖迎
每一个从四川走出去的年轻人，都把成都当作最后退路。
在北京某体育媒体工作的李想从未想过离京返乡，他是四川省内江人，但2019年10月，他把户口迁入了成都市天府新区，下意识做好在成都买房的准备，尽管他从未在这里生活过。
与他情况类似的年轻人为数不少。出生在四川，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一线城市，但当新一线城市人才争夺大幕拉开，大部分人都诚实地选择将户口迁入成都，目的毫无疑问都是“买房”。但当有人问起何时回蓉时，他们却无法给出准确答案，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回去”。
面对同样的问题，李想仔细思索后告诉市界：“如果将来一定要选一个地方安家，那成都肯定是首选。”并且，他表示，只要以后的另一半不是在一线城市有房，他都有信心说服对方跟自己回蓉定居。
让不曾生活在此的年轻人犹疑又笃定，成都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说到为什么选择成都，大家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项依然是：安逸的氛围。
中国曾经有两个地方茶馆文化极盛，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成都。
北京的茶馆早已随着城市变迁一去不复返，只在老舍的著作里供人瞻仰，成都的茶馆却依然活跃在公园里、河岸边、陋巷中，填满成都人的闲暇时光。
成都人对茶馆的喜爱程度大约可以与东北人对洗浴中心的痴迷程度媲美。他们在茶馆里打牌、吃饭，甚至社交、恋爱、谈生意，工作和生活的一应事务都可以在茶桌上解决。
茶馆是成都人慢生活的最典型意象。他们从来不说上茶馆，而说泡茶馆，一碗粗茶一壶开水，一泡就是一整天。这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想象，简直懒散得过分。
但成都人有懒散的资本。
这必须追溯到数万年前的地球造山运动。板块与板块互相挤压，使得成都东南西北四面高山隆起，唯独留下了她这一块平地，是为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西部是与青藏高原衔接的横断山脉，高耸山脉发育出了巨大的冰川，冰川融化又形成雪水潺潺东流，流到成都地界上就构成了河网密布的岷江水系。数万年日夜冲刷，岷江水系为成都平原带来丰富的泥沙沉积，一块水土兼备的风水宝地就此成型。
2300年前，秦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西部岷江水域上修建了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不筑坝不截流，而是因势利导，将汹涌的岷江一分为二，内江灌溉，外江行洪，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从那时起，成都平原就成为天府之国。天府之国的居民，自然骨子里就带着几分闲适安逸。尽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成都人能够泡茶馆的时间也不多了，但这份安逸的心境还在，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座古老城市的气质。
内蒙人尤显波就深深为这种气质着迷。“无论加班再晚，下班的瞬间整个人就慢下来了。”不压抑，是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年轻人热爱成都的理由。
但安逸从来不是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因素，“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俗语就是最好证明。时间往前倒推20年，天府之国生活比现在更加安逸，却只是一座留不住人的西部二线城市。
陈婷一直清楚记得妈妈过年回家给大家发糖的情形。
“她一边发糖一边问我，在屋头听话没有？作业做完没有？”虽然发糖时刻被问作业感觉有点心累，但那仍是让她十分快活的时刻，“因为妈妈回来了”。
在此之前，她们已经有三四年不曾见面。陈婷不到4岁时，爸妈决定一起去西藏打工，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总共回来了四次还是五次”。
“我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陈婷跟奶奶和弟弟相依为命。小时候的她对父母没有太多印象，过年不能团圆也“没什么感觉，习惯了”。她也并不觉得自己特别悲惨，因为这种情况在家乡极为普遍，“大家都一样”。
陈婷是90后，出生在川东丘陵地带，距离成都市区约200公里一个名叫“柴山沟”的小山村。上世纪90年代起，村子里的青壮年兴起外出打工潮，目的地多是深圳、广州、上海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了离家乡更近的成都。
不止柴山沟，整个四川省每年向省外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超过1000万人，约占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大部分去了东部沿海，因为只有东部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容纳如此之多的就业人口。
而作为四川省首府的成都，此时正在国企“关停并转”的改革阵痛下苦苦挣扎。
成都地处西南腹地，曾经是三线建设重镇。1958年前后，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在成都落地生根，迅速完善了当地工业基础。成都东郊（今二环路东部）因此聚集了一批大型工厂，包括西南最大的军工企业420厂、后来上市的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中国唯一一家无缝钢管生产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等。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营工厂经受不住市场化浪潮冲击，纷纷衰败下去。80年代中期，420厂已经出现总厂不管分厂，分厂不管车间，各单位自己找米下锅的情况。为了维持职工生活，造飞机发动机的420厂车间连做墨水瓶盖的活儿都接过。
到了90年代，成都也出现了东北式的下岗潮。一方面大量国营工厂“关停并转”导致就业岗位剧减；另一方面大批下岗职工涌向各行各业竞聘上岗，而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当地服务行业发展也十分有限，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这样的成都，纵是天府之国也留不住陈婷的爸爸妈妈。
改革的阵痛中也孕育转机。与大部分离乡背井去打工的川籍务工人员不同，内蒙人尤显波早早放弃了一线城市工作机会，在千里之外的成都扎根10多年。
他与成都的邂逅始于2002年，尤显波考入西南财经大学，顺理成章来到这座城市。“学校在二环边上，当时周围是大片的油菜花田，跟农村差不多。”
说来也巧，入学的第二年，成都中心城区开始实施大规模旧城改造，“整个城市变成了大工地”。尤显波就这样一头撞上了成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候。
2006年毕业后，他曾短暂回到离家更近的北京发展，但学校老师的一通电话让他决定回成都工作：“我跟你打赌，未来20年成都一定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尤显波对老师的话深信不疑，而事实也证明，老师所言非虚。
2006年—2018年，成都市GDP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增速，2008年—2013年，成都GDP增速较同期全国增速至少高出2.4个百分点，2011年甚至高出5.6个百分点。
在他印象中，这一时期的成都“遍地都是机会”。
成都的逆袭有两大标志性事件。
第一件是成都大力发展高新区，打败包括苏州在内的4个城市，成功引进英特尔公司芯片封装测试厂项目。
为拿下英特尔，成都市全体领导班子整整努力了5年。
1998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首次访问成都，成都有关部门就启动了对英特尔的长期跟踪关注。3年后，得知英特尔开始为中国芯片项目新厂选址工作在各个城市进行考察，成都市委市政府积极跟进，直到2003年夏天双方才最终敲定合作。
期间，成都在第一轮筛选中就几乎面临淘汰。为挽回局面，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市长接力出马，一个亲赴英特尔美国总部释放诚意，一个亲自接待来成都“休假”的英特尔高层，成都最终得以回到候选名单。
双方洽谈过程中，英特尔对成都的通关、航空、物流水平、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要求，甚至连当地生态环境都特别关心了一下，因为芯片封测厂对空气洁净度要求极高。成都市委市政府数次特事特办，不惜设立多个专门机构，终于拿下了英特尔。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该项目是当年四川最大一笔外商投资项目，投资总额高达3.75亿美元，建成后成为了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之一。
更重要的是，英特尔项目落地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公司来蓉，助力成都发展出一条从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制造、配套应用为一体完整产业链。2014年前后，全球5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在成都封装、测试，一半以上iPad在成都生产。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核心的电子产业至今仍是成都的支柱产业，2018年产业规模达到7366亿元，预计将成为成都市第一个万亿级产业。
另一大事件是一汽大众西南基地落户成都。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带走了四川省8成左右汽车（包括摩托车）工业产值，省会成都不得不重建汽车产业，但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一汽大众的到来。
一汽大众西南基地建成投产后，成都整车产量从2011年的不到20万辆迅速飙升至2013年的近80万辆。在一汽大众带动下，东风神龙、吉利、沃尔沃等整车制造项目陆续落地，整车项目又吸引零部件配套厂商直接建厂， 一条从零件到整车的产业链逐渐盘活。
截至目前，成都经济开发区的汽车产业城已经成为整个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豪华乘用车生产基地，年产值也是千亿级别，未来还可能达到万亿级别。
制造业发展极大带动了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就业形势。2012年，四川省首次出现农村劳动力向省内转移超过向省外输出的情况，此后省内转移劳动力逐年递增。
陈婷对此感触颇深，同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在那一时期返回成都打工，这些经验丰富的产业工人回流也令成都产业发展获益良多。
若只有产业逆袭，那成都就很难成为今天的网红，优美的城市环境才是吸引中外游客的关键因素，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旧城改造。
尤显波对旧城改造记忆犹新。“2008年前后的成都看起来还像个二线城市，2012年左右整个城市面貌已经比较靠近广州了，而且开始跟南京、西安拉开差距。”
截至目前，成都市区已经从2.5环扩张到6环，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市政府进一步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发展思路，预计将建设成容纳23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
比起市容市貌，成都交通条件的改善更为关键。
成都平原四面环山，自古难进难出。诗仙李白进蜀时感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并非诗仙的浪漫细胞作祟。李白进蜀路线是从北侧翻越秦岭南下，经由广元境内剑门关入川。 剑门关地势陡峭，两侧都是悬崖峭壁，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自古以来，成都被中原王朝视为大后方，一是因为天府之国可做帝国粮仓，二就是因为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才是主旋律，交通就成了大问题。成都四周不仅地势险峻，更重要的是处于西南腹地，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太过遥远。
成都本地人林淼2011年考入北京某高校念书。他清楚记得，第一次从成都到北京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后来出现了时间更短的车次，仍要坐一天一夜。
公开资料显示，直到2017年底西成高铁全线贯通，成都才有了直达北京的高铁，两地陆路运输最短时间从21小时28分钟缩短至7小时45分钟。
相较于铁路，成都的航空运输走到了全国前列。2008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开工建设，2012年时全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截至2018年，双流国际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超过5000万人次，位居全球最繁忙机场26位。
此外，早在2007年，成都已经开始谋划兴建第二机场，2011年启动选址工作，2016年开工建设。根据规划，新建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于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到2025年时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4000万人次。
新机场建成后，成都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国内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
作为新一线龙头热门选手，成都显然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仍然无法成为李想回来的理由。
“害怕这边（成都）不好找工作。”是大部分漂在一线城市的四川游子的心声。他们通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远大的职业规划，渴望回到成都，却发现这里很难找到令他们满意的工作。
成都产业结构全而不强，散而不聚。换句话说，没有巨头。
当前新一线城市龙头竞争中，成都和杭州都是热门，杭州有阿里巴巴，成都本地却少有拿得出手的知名企业。
Wind数据显示，成都市全部A股、港股和中概股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市值过千亿元，当前市值最高的通威股份总市值仅546.67亿元。
说来也巧，四川省并非没有巨头。
省内上市公司中，五粮液、泸州老窖和新希望当前市值分别为5339.54亿元、1326.92亿元和838.99亿元，都是令川人为之自豪的好企业，但它们都不是成都企业，对成都战略意义有限。
土生土长的成都企业中也曾出现过巨头。
火锅一哥海底捞最早是从成都市代管的简阳市发展壮大，2018年5月赴港上市，当前市值高达1778亿港元。遗憾的是，海底捞上市前，实控人张勇夫妇将公司总部转移到了新加坡，全部门店均由在新加坡注册的母公司控制，夫妇二人也举家移民新加坡。
换句话说，海底捞现在是一家实打实的新加坡公司，不属于中国，更不属于成都。
阴差阳错之下，GDP规模已超1.5万亿元的成都竟成了巨头荒漠。一个缺少巨头的城市，势必很难在某一专业领域达到业内顶尖水准，也就意味着难以吸引到顶尖人才。
尤显波深有感触，“成都这边对行业新动向的感知没有一线敏锐，我在这边很难找到人去讨论行业最新动向。”
近两年新一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背景下，成都市内两所985高校，电子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川内就业的占比都不到一半。其中，电子科技大学2019届毕业生选择在川渝地区就业的本科生仅35.43%，研究生为47.87%；四川大学2018届毕业生选择在四川就业的比例为47.17%。
成都曾经深深为此焦虑，求才心切之下，甚至花6亿巨资买了个锤子。事实证明，好企业不是买回来的，锤子科技2年都没撑下去，成都鸡飞蛋打一场空。
除此之外，成都近几年房价飙升，物价水平也随之上扬，生活花费方面相较于一线城市的性价比优势正在减弱。最近刚回归成都天府新区工作的王凯锐算了一笔账，与北京相比，在成都工作的整体花费每月只少1000元左右。“主要少在房租上，其他花费其实差不多。”
新一线城市竞争日趋激烈， 成都或许暂时领先，但新优势尚未巩固，原有优势又面临减弱趋势。这场咖位争夺战才刚刚打响，成都不可掉以轻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想、林淼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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