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勇近些年，关于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性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然与“地方知识”的提倡有关，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加快甚至全球化逻辑所带来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加速时代的推进，使得空间作为一个重大议题凸显出来其中，地域、地方、边缘等范畴，也显示出其应有的热度这当然与上个世纪寻根文学提倡者们眼中的僻远、边地和蛮荒等范畴截然不同——虽然它们都看似是家族相似性概念，甚至也不同于民族性这一范畴这其间，也有另一些相关的概念被不断提出，比如“南方写作”，最近几年“新南方写作”也成为谈论甚多的范畴说其不同是因为，今天提出的边缘、地方和地域等范畴，是全球化的触须深入到中国的角角落落后的产物，而前面提到的边地，甚至南方等范畴，则是与全球化进程在中国尚未显示其威力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息息相关简言之，边地、蛮荒和南方，相对的是中央、文明、北方，就是说，这些概念是内在于一系列截然对立的二元对立范畴中的，是大一统的严整秩序的边缘地带而一旦提出地方、边缘，甚至“新南方”的时候，它们所对应的“他者”则并不是显而易见且固定不变的了地方所对应着的“他者”，既可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还可以是纽约、东京或伦敦等等但“新南方”在今天，却包括那些新的非地方空间，诸如广州、深圳，甚至香港和澳门可见，当我们在今天说着边缘、地方的时候，其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关系之显现，同时也是与空间关系的变动相关的文化身份、身份认同，甚至群体认同等联系在一起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地理学与文学的联系?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地理学与文学的联系
作者：徐 勇
近些年，关于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性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然与“地方知识”的提倡有关，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加快甚至全球化逻辑所带来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加速时代的推进，使得空间作为一个重大议题凸显出来。其中，地域、地方、边缘等范畴，也显示出其应有的热度。这当然与上个世纪寻根文学提倡者们眼中的僻远、边地和蛮荒等范畴截然不同——虽然它们都看似是家族相似性概念，甚至也不同于民族性这一范畴。这其间，也有另一些相关的概念被不断提出，比如“南方写作”，最近几年“新南方写作”也成为谈论甚多的范畴。说其不同是因为，今天提出的边缘、地方和地域等范畴，是全球化的触须深入到中国的角角落落后的产物，而前面提到的边地，甚至南方等范畴，则是与全球化进程在中国尚未显示其威力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息息相关。简言之，边地、蛮荒和南方，相对的是中央、文明、北方，就是说，这些概念是内在于一系列截然对立的二元对立范畴中的，是大一统的严整秩序的边缘地带。而一旦提出地方、边缘，甚至“新南方”的时候，它们所对应的“他者”则并不是显而易见且固定不变的了。地方所对应着的“他者”，既可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还可以是纽约、东京或伦敦等等。但“新南方”在今天，却包括那些新的非地方空间，诸如广州、深圳，甚至香港和澳门。可见，当我们在今天说着边缘、地方的时候，其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关系之显现，同时也是与空间关系的变动相关的文化身份、身份认同，甚至群体认同等联系在一起的。
明乎了这点，我们就能有效把握肖庆国在《“边缘的崛起”：逃离与重返及其限度》一书中所做的“文学桂军”的相关研究的意义所在了。就这些成果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来说，当然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学地理学的成果，但“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文学桂军”在他这里，更多只是一个暂时使用的非本质化的范畴。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一点，即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文学桂军”越来越难成为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越来越难作固化的理解。这是他通过考察“文学桂军”的历史脉络后发现的复杂状况。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有些作家，比如黄咏梅，虽然籍贯广西，但她后来客居广州多年，之后又移居杭州，她的书写（包括小说和散文）中，主人公们的生活时空也有变迁——从广州到杭州——但广西作为一种精神“记忆”，仍始终贯穿于她的创作之中。再比如说田耳，原来是“文学湘军”的代表作家，后来被命名为“广西后三剑客”的重要代表，他移居广西后创作的作品也越来越具有“桂军”的成分。
这种复杂情况，显然都是“文学桂军”这个称谓所不能简单包容的。肖庆国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展开，但他没有把“文学桂军”本质化，也没有固化，而是把这一范畴置于一种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和“再嵌入”的复杂关系中考察。因此，他充分注意到了“边缘”和“中心”、“逃离”和“重返”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倾向于认为，作为“身份确认”的广西，除了文化认同和语言的地域性之外，可能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关“地域”广西的“记忆”了。但恰恰也因为是“记忆”，它对广西作家的创作的影响，就可能是隐而不彰，但也可能是持久而绵长的，因此不可忽略，值得重点研究。因为很显然，“记忆”在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同样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既与地域有关，同时也是历史和文化的构成部分，甚至可以演化为“记忆政治”之命题。
应该看到，“脱域”和“再嵌入”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因为当文学地理学这一范式提出来的时候，全球化进程并不像今天这样明显，呈加速之势。在文学地理学的提倡中，地域、语言和文化是密切勾连在一起的，其中涉及到身份政治、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地域/地理空间的独特性而展开。但问题是，当地理空间变得面目全非，而依附于其上的人已然风流云散时，或者说当空间旅行变得日益频繁，定向的流动（比如说从边缘到中心的流动）却并没有真正改变时，地理空间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固性作为一个问题就被提出。就文学表现而言，则是如下这些问题的日益凸显：视角的游移、身份的转变、地域认同的多面性，甚至主体建构的困境等等。肖庆国从“记忆”的角度切入，眼光独到且深刻，虽然书稿没有把相关议题充分理论化，但他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思考，殊为不易。
因此可以说，肖庆国的《边缘的崛起》既可以看成是文学地理学的成果，但其实也是近些年来关于文学的地方性议题的重要收获。肖庆国把“文学桂军”放在了全球化时代的地域书写的层面分析，既指向了小说作者/主人公们的桂系身份、桂系意识，更指向了全球化进程中主人公们（甚至包括作者在内）在归属和逃离间的纠缠，而这些都是围绕着广西这一文学空间而展开的。基于这一认识，作者采用了“守望”和“确认”等说法，但同时又把它们放在“记忆”的变迁和空间流动的动态关系中，作者一方面尝试把他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固定化，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固定化的不可能，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这一著作的独有特色。应该说，这是有限度意识的研究成果，当然也体现出了作者的清醒意识。相比那些带有或显或隐的价值预设的研究成果，这是否是其难能可贵之处？（徐勇)
原标题：文学的地方性与地理学——评《“边缘的崛起”：逃离与重返及其限度》
来源：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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